旧帐本翻到最後一页，上头压着昨天写的字：礼拜五，李伟瀚，三个海南鸡腿饭，手抖，十块钱没捡，没说明天搁来。陈雨辰把那枚十块钱压在名字上。
塑胶棚外，陈爸在後头剁鸡腿，刀起刀落，油锅滋滋响。她抽原子笔，在帐本空白处写：三种可能。
第一，李伯肚子饿，多买两个。她划掉。三年来他每天只买一个海南鸡腿便当，台风天也来，突然买三个说不通。
第二，帮人带。她划掉。李伯从没提过有人要来，而且那两张百元钞皱成一团，像从口袋深处捏出来，不是平常从皮夹抽的。
第三，临时有客人。她划掉，李伯每天一个人来，三年没看过他带人。
第四，换钱包、赶时间。她也划掉——赶时间的人不会多买两个，换钱包的人不会把两张皱钞按在摊车上。
第五，有人要他带。她没划。手抖成那样，十块钱掉在水沟盖边都不捡，不是小气，是不敢在摊前多弯那一下。他没说平常那句「明天搁来」，他知道明天不会来。
她在第五条後面补两个字：「躲债」。本来她想写「被人押着」，笔尖停了一下，还是改成「躲债」。李伯不是会碰地下钱庄的人，但夜市走跳久了，她也见过欠一屁股债忽然消失的客人。欠债的最怕白纸黑字。
傍晚六点四十分，一个男人站到摊车前。灰短袖衬衫，领子笔挺，黑皮鞋亮得反光。临江街的油烟味里，那双鞋像走错地方。
「老板，请问李伟瀚最近有来吗？」
陈雨辰在夹鸡腿，没抬头。她先不接话。这人问的是「有来吗」，不是「他好不好」。
「你哪位？」她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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